作者：刘忠、徐铭君

作者简介：

刘忠---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兼职教授，斯坦福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原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执业律师。

徐铭君---北京中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执业律师；国际破产协会会员，专业领域：破产重整和职务犯罪，上市公司合规辅导等。

刘忠教授

2025年9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这部2006年出台的法律迎来近二十年来首次全面大修，条文从136条扩容到216条，新增、修改内容超160条。

站在这一重要立法节点，很多人忽略了一段尘封历史：早在1906年，中国就诞生了第一部成文破产法——《大清破产律》。这部诞生于清末的法律仅实施短短两年便宣告废止，但它遇到的难题，穿越百年，依旧是如今破产修法绕不开的现实考题。

清末短命立法：制度超前，却败给现实土壤

晚清时期，洋务运动催生大批新式工商业，市场倒闭潮频发，恶意逃废债的“倒骗”现象愈演愈烈。彼时社会传统观念信奉“父债子还”，一旦商家亏空倒闭，习惯用刑罚手段惩戒债务人。

但简单用刑法处置经营失败者，并不利于工商业发展。商部、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敏锐区分两种情形：一种是存心欺诈的“诈伪倒骗”，另一种是经营失利、无可奈何的亏蚀倒闭，提出立法既要惩戒奸商，也要体恤诚实经营却遭遇失败的商人，这成为《大清破产律》诞生的内在动因。

除此之外，中外商贸往来增多，华洋之间债务破产纠纷不断，也倒逼清政府建立一套现代商事破产规则，回应涉外经贸的现实需要。

整部《大清破产律》共69条，分为呈报破产、债主会议、清算账目、有心倒骗等九节，适用对象为全部商人，案件由地方官府和商会协同办理。最具有突破性的是，它破天荒确立破产免责原则。

在“人死债不烂”的传统社会，欠债就必须全额偿还是刻在大众认知里的铁律。破产免责意味着诚实失败的商人，在完成清算清偿之后，剩余债务可以依法免除，这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制度革新。

可理念走在了时代前面，现实却没有跟上。法案一经出台，就遭到钱业商界的强烈反对。法学家设计的先进制度，和清末真实商业环境、民间社会观念出现巨大裂痕。最终，这部开创性法律被收回搁置，匆匆落幕。

放眼全球，不难看清清末立法者的尴尬处境。美国1800年就诞生第一部破产法典；法国1673年商事法令已经设置破产专章；德国1877年破产法落地；日本也在1890年旧商法中编入破产编。

当中国1906年开启破产立法时，欧美日已经走完上百年的制度演化。作为法治后发国家，我们需要短时间内照搬别人历经百年打磨的制度，还要在多个域外模板之间做取舍。《大清破产律》主要借鉴日本，而日本本身还处在法律体系转型阶段，相当于“模仿模仿者”，制度移植很容易出现偏差。

四国借鉴：破产法现代化，从来不是照搬条文

纵观美、法、德、日四国破产制度的发展，能清晰看到：成熟的破产法律，绝非一纸条文就能落地，制度变革必须匹配本国经济、文化、社会土壤。

美国：从惩罚欠债人，走向债务人重生

美国早期破产法完全借鉴英国，只保护债权人，不允许债务人主动申请破产，仅适用于商人阶层，经济危机过后就被废除。美国破产法的发展始终和经济周期深度绑定。

历经多次迭代，1898年正式确立破产制度，1938年引入重整制度，1978年设立专门破产法院，2005年吸纳跨境破产国际规则。

美国给我们的启示很直白：破产法现代化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单纯保护债权人，到兼顾债务人重生，再兼顾社会整体利益，每一步都需要对应的社会基础。反观《大清破产律》，直接搬来破产免责的先进理念，民间观念却完全没有做好准备，超前恰恰成为它的致命短板。

法国：四个世纪，慢慢扩大破产适用范围

法国很早就有破产制度，长期实行商人破产主义，只有商人才能走破产程序。历经数轮改革，1967年才完成向一般破产主义转型，后续一步步完善企业困境预防、重整制度，把适用主体拓展到自由职业者。

法国用近四百年，才完成破产适用主体的扩张。反观清末，就算法律只把商人作为适用对象，但当时真正理解、会运用破产规则的商人群体少之又少。制度再先进，如果社会接受度跟不上，终究只会水土不服。

德国：百年时间，从清算本位转向重整并重

德国1877年旧破产法重心完全偏向债权人，重在财产清算，挽救企业的制度几乎形同虚设。直到1999年《支付不能法》生效，才完成重大革新：统一程序、增设重整、建立消费者破产与免责制度。

德国法律界也坦诚，破产制度离不开本国“破产文化”。美国社会能够包容创业失败，破产不等于人生终点；而德国社会很长时间依旧把破产视作耻辱。这也恰好解释《大清破产律》的困境：根深蒂固的欠债必还观念之下，破产免责很难被大众接纳。

日本：和中国最相似，移植法律也需要消化周期

日本的经历对我国参考价值最高。早期效仿法国商法，之后转向学习德国，二战之后又借鉴美国引入公司更生、破产免责制度。有意思的是，免责制度引进之后，因为和本土传统观念冲突，二十多年都难以落地，直到社会经济结构巨变，大众认知才慢慢转变。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域外法律移植不能急于求成，需要留出消化适配的时间；社会观念会随着经济发展发生改变，制度推行不能脱离当下的现实条件。

古今对话：百年前的难题，今天修法如何回应？

百年光阴流转，当年《大清破产律》遭遇的本土化、理念转型、制度配套三大困境，依旧是本次破产法修订需要处理的核心命题。

跨境破产：从属地主义，搭建完整司法合作体系

晚清时代华洋债务纠纷频发，但《大清破产律》几乎没有跨境破产相关规则。1935年旧破产法采取属地主义，是特定时代下的现实选择。

如今中国企业跨境投资、跨境融资越来越普遍，跨境破产的现实需求爆发。过去《企业破产法》仅有第五条简单原则，远远不够应对复杂实践。本次修订草案专门增设“跨国破产的司法合作”专章，构建起外国程序承认、主要利益中心识别、跨境司法协作完整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草案没有直接照搬联合国跨境破产示范法，而是保留互惠原则、国家安全、国内债权人优先保护等本土安排。这种“借鉴，但不盲从”的思路，和清末立法者“考察各国法律，参考商会商民习惯”的务实思路，跨越百年形成呼应。

和解制度：从保商体恤，走向企业拯救

《大清破产律》整体以清算为主，但立法者体恤失利商人、保护工商业的“保商”思想，和后世和解、重整的拯救内核一脉相承。

从1935年正式引入和解，到06年企业破产法同时设立和解、重整，我国很早就接触破产拯救理念。但理念写进法条，不等于实践就能顺畅运转。美、德、日也都是历经多次修法，才打磨成熟重整更生制度。理念引进容易，落地见效，要靠漫长司法实践打磨。本次修法，和解制度的优化完善，依旧是实务界重点关注的方向。

破产免责：从超前试水，走向理性稳步推进

破产免责是《大清破产律》最大的创新，也是它最大的痛点。传统社会无法接受欠债可以依法免除，该制度很快消亡，直到1935年破产法才再次写进免责规则。

放到今天，个人破产试点在深圳等地落地，免责制度再次成为热点。放眼域外，德日引入免责都经历漫长适应期，美国也出台法律收紧免责的适用门槛。历史提醒我们：免责制度离不开社会信用体系、财产登记、强制执行等整套配套。而这些基础设施，是清末完全不具备的。

百年修法启示：睁眼看世界，更要低头看脚下

回望《大清破产律》短暂的一生，它留给当代破产立法的三大历史启示，至今振聋发聩。

第一，法律移植不能简单照搬，必须扎根本土现实。清末破产法失败，不是制度设计不够先进，而是直接移植域外制度，忽略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文化土壤。如今修法坚持吸收国际经验但绝不照抄，正是吸取了这段历史教训。

第二，破产现代化是系统工程，法条修订只是第一步。一部破产法想要运转，离不开专业司法队伍、破产从业者、社会信用体系全套配套。清末这些条件全部缺失，法律自然难以存活。本次修法大幅扩充条文，增设小微企业破产特别程序、合并破产等制度，正是在补齐制度配套短板。

第三，法治进步无法一蹴而就。欧美日破产制度都历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迭代。后发国家不能幻想一步到位建成完备体系。法律公布只是起点，真正的现代化，需要法律、司法实践、社会观念、配套机制长时间协同成长。

结语

《大清破产律》就像是中国破产法治的一个“早产儿”，怀揣超前的现代法治理想，却生在了条件尚未成熟的时代，短短两年便黯然退场。但它的价值，不该仅仅作为一段失败的史料。

它所遭遇的后发国家法治困境：如何取舍域外制度、如何调和先进法条和本土民情，时至今日依旧值得立法者深思。

2025年企业破产法大修，代表我国破产法治迈入全新阶段。百年立法史告诉我们：做立法既要睁眼看世界，积极吸收域外成熟经验；更要低头看脚下，读懂中国本土商业实践与社会观念，这才是破产法修法最深刻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