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家红

历史的动力是革命。一定时代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遵义会议开启了中国革命独立自主开创局面的时代，最为普遍的渴望便是对强有力的富有创造性的领导的渴求，这就需要领袖集团必须将个人追求、集体命运、民族呼唤融为一体，使无产阶级政党、军队和民众成为一个理念更凝聚、追随更持久、传承更超越、认同更广泛的命运共同体：领袖信仰化、群众信仰化、世界信仰化。

信仰领袖化与领袖信仰化

——不能忘记长征走过的路

罗曼·罗兰说：要生活下去就必须有信仰。信仰是人类对生命意义和情感寄托的不懈追求。领袖是组织精神的缔造引领。1936年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谈话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是无产阶级信仰的领袖化。理论的实现总是取决于它对这个国家需要的满足程度。刘少奇说，我们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尊重领袖权威，建立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有效争取群众、推进革命，这是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信仰化。长征精神最可宝贵的历史意义，正在于它完成了中国革命的信仰领袖化与领袖信仰化。从此，中国人民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团结在革命主义与科学信仰的领导下坚决奋斗。

长征精神的信仰领袖化

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也只能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袖集团来主持政党。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一个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建立的（邓小平）。这个建立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领袖化和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信仰化。

信仰作为理性的判断总是为质疑预留空间，革命的理论离不开理论的革命，不加怀疑盲目执行就会迷信。1922年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李立三、瞿秋白因“不听指挥”被共产国际否定。1931年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共产国际认为王明“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王明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能不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要看能不能担负起阶级解放、民族革命和人类进步的历史使命：“相信人民、相信自己、代表新社会时代的首创精神”（马克思）。王明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反对一切“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这些“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使政党信仰走向路线党争，没有满足中国革命最彻底的需要，失去了推进阶级解放和民族发展的才能，也就不可能成为引领无产阶级革命风暴的直接领袖，只能赴苏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博古成为党的负责人后，面对国民党持久“围剿”+堡垒主义，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李德，全面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同意李德"把广昌变成马德里"，失去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应有的思想方法和辩证精神：毫无毅力到处剽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1932年10月博古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苏区工作时指出，“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对此“应该做坚决斗争”。‌张闻天建议“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凯丰直接说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究竟谁懂得马列主义？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凯丰忘记了列宁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博古看到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这样写：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 袖毛主席、项英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博古质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跟列宁相提并论? 问得好，可以问。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博古没有看到第二次反"围剿" 3万红军伏击20万敌军连战连捷，"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这也说明了博古居于领导地位并不是因为代表新社会时代的首创精神，而只是因为他反映落后于苏区形势的个人情绪。尽管也有干部和群众以为是共产国际的旗帜仍然追随，但在红军队伍中博古李德已经不是革命家的先锋代表、群众政治家的领袖。无产阶级政党信仰的领袖化任务继续在探索中前进。

历史证明，无产阶级如果不能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统一意志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列宁）。1934年10月，国民党军占领中央苏区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湘江战役后红军从8.6万人减到3万余人，每支步枪平均10-15发子弹。中央苏区面积从8.4万平方公里锐减至1万余平方公里。苏区盐价暴涨15-20倍，粮食产量下降约30%，人口从453万降至150万。红军中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中央和红军面临双重考验：一方面是军事突围远征保存革命力量的艰难，另一方面是思想路线策略方针的判断选择：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冒险主义？什么是 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路线（邓小平）？毛泽东批评“御敌于国门之外 ”：我们的“国”有多大？彭德怀当面斥责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此时，中央和红军必须在信仰和领袖的高度来回答：谁是机会主义？谁是冒险主义？谁是马克思主义？这就需要正本清源：完整准确全面地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领袖精神、信仰基础。

信仰是对理念精神的坚信不疑和虔诚敬畏。没有理论的清醒就不会有信仰的坚定，更不会保证政治的坚定。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问题正在于此，李德那些军事学识从何而来?毛泽东说，是本本上来的，是西洋外国来的，是从一般战争以至帝国主义战争中来的。而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是在革命根据地，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反“围剿”战争，环境不同 ，条件不同，战争性质更不同。他拿十万八千里以外的和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以前的战例战法来硬套，焉有不败之理! 周恩来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这也就指出了政党领领袖与革命需要的关系：政党领袖必须把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才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心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页》）。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要夺到解放者的地位从而在政治上利用一切社会领域来为自己的领域服务，光凭革命精力和精神上的自信是不够的。显然，王明博古李德的“革命精力”和“精神自信”是忘记了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和“这些彻底需要”的前提基础，自然不会成为中国“社会的头脑和心脏”——革命信仰的领袖化。王明不能，博古不能、张国焘也不能，此前“节操不如一个妓女”的向忠发更不能。

长征精神的领袖信仰化

信仰是意义的构建，它必须回答人的终极关怀：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这就需要信仰领袖能够成为人们精神寄托、意义指引、超越渴望的集聚体现和信仰寄托。人们对领袖的信仰中变苦难为希望、给混乱以秩序。同样，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能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它便不配拥有无产阶级政党这个称号（列宁）。博古没有看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首先是革命的领袖、千千万万群众政治家的领袖，没有克服全面坚持正规作战图上作业、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核心问题，确立起这个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代表就只能由 遵义会议来确立：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信仰化。

红军进驻遵义后，博古认为通道、黎平、猴场会议已经解决了问题，不需要再召开会议“讨论失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看了博古未写完的报告说：中央有什么错？你有什么错？完全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嘛！究竟有没有错？10年后，中共七大召开。博古说：在遵义会议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因为继续坚持错误、不承认错误，在这种情形下，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作为共产国际肯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临时中央负责人为什么出现路线错误？博古说，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第二，没有兢兢业业之心，没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有很严重的责任感。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这番话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能不能为无产阶级所信仰的本质核心，也从反面说明了革命领袖作为先进部队领导核心只能在实现阶级共同意志中体现领导权威。

1889年恩格斯在给丹麦社会民主党左派的信中指出：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这启示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作用就在于：极高威望地引领共产党就率领无产阶级、引领无产阶级率领群众，在整个世界风暴中始终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

知其然：坚持党内民主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王稼祥说，只有毛泽东这样了解中国实际的同志来指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书记处书记张闻天说，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泽东行。我建议：让毛泽东出来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不改变军事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会议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没有搞过火斗争、搞惩办主义。此后，中央扎西会议完成常委分工、军队精简缩编、恢复对各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指挥；苟坝会议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新的"三人团"负责全军军事行动；会理会议巩固遵义会议成果，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两河口会议，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和"南下"错误主张，确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沙窝会议继续开展有原则有策略的党内斗争，挫败张国焘分裂图谋；毛儿盖会议进一步确定北上战略、反对张国焘"南下"、维护党和红军团结，反映了党和红军已经把毛泽东作为核心领袖随时随地以当时历史条件为转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和指导才能。

知其所以然：在路线比较中认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说，要使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首先要搞清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根据这些特点来制定我们的战略战术，首先应确信“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同时了解“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由此“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战略退却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但博古李德“坚持反对这种步骤”。1935年3月10日林彪、聂荣臻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深夜提马灯说服中央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避免全军覆没。石仲泉在《从转折走向辉煌》写到；如果没有毛泽东当夜此行，历史的结局会改写成另外的样子"。彭德怀在《自述》中提出，经过1935年9 月到1936年9月一年的实践，大大树立起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威信；在活生生的事实中，使全党同志得到两条路线的比较从而认识了自己的领袖。与此同时，党和红军历史地、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体系的能力水平大大提高。

知其所以必然。领导全民抗战。华北危机加深，民族矛盾上升，抗日救亡加快，促使中国革命重心由南方转向北方、从土地革命转为民族革命。中央再一次思考抗战形势下如何解决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民族革命？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1857年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波斯和中国》，分析了“如果中国人发起全民战争来抵抗”的作战方法——“将不再是依照欧洲方式部署”、“所有中国人普遍奋起反抗”、“表现为一场灭绝战”。恩格斯提出民族救亡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场战争充满这个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见、愚蠢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蛮，但它终究是人民战争。恩格斯继而深刻指出人民战争的方法手段：对于起来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规则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反抗的民族所刚刚达到的文明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00页》）。这段论述指明了抗日战争的策略方针必须符合中华民族“所刚刚达到的文明程度”，由此它必须是人民战争、全面抗战，而决不是所谓 “正规作战”的阵地战、堡垒战。 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1933年5月28日《告闽粤白军士兵书》把北上抗日作为党的政治、军事基本方针；1934年7月7日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成为长征的序曲。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从陕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关门主义的神话，防止和克服了各种截然相反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深重危机，共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信仰的本质要求：革命信仰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有力证明了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红军长征完成的信仰领袖化和领袖信仰化成为人类共同命运、世界和平事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信仰群众化与群众信仰化

——不能忘记长征走过的过去

革命理论的实现取决于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革命领袖总是在最彻底的革命立场上赢得群众的信赖追随。然而，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决定历史结局的是群众。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以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它便不配拥有无产阶级政党这个称号。因为缺少了这个关键，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列宁）。这里，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信仰首先要信仰群众：信仰群众化。另一方面，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深入他们的血肉。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个“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群众化。长征精神的信仰群众化与群众信仰化可以用萧华《长征组歌》这样描述：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

长征精神的信仰群众化

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列宁）。红军战略转移开始后，中央先后决定在川黔边、川西北部、甘南、川陕甘建立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1935年9月吴起镇会议决定建立西北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长征目的地的不断调整始终蕴藏着一个共同主题（信仰群众）和它的全部内容：依靠群众、组织群众。

信仰群众就是信仰“上帝”。这个上帝是谁？他就是人民！感动“上帝”，“上帝”会帮助我们搬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惹怒“上帝”，“上帝”就会让脱离人民群众的领导最终垮台（毛泽东）。1930年10月，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瑞金工农民主政权全盛时期发展到30余县境、人口250多万人、红军约10万人。苏维埃政权使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成为民主专政国家的主人，它摒弃非群众大会或少数委员会通过自下而上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推动土地国有化、消灭剥削、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千千万万群众政治家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信仰主体和信用客体。1932年红军第一次借谷20万担，1933年第二次借谷24万担（陈潭秋说，这是"粮食战线上的伟大胜利"），1934年第三次借谷60万担；借谷证明确1935年9月、1936年9月分两期归还干谷，新中国成立后凡持有借谷证者可按时价兑换相应粮食或现金。可以说，没有苏区民众的支持保障，就没有长征路上的奇迹创造。正因为此，毛泽东要求把 “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当作“上帝”。

信仰群众就是信仰“土地”。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共产党人是鱼，人民群众是水，鱼离不开水，离开水，鱼就要渴死（毛泽东）。1934年12月-1935年贵州"扩红"约1.6万人，1935年1月遵义地区"扩红"5000多人，2月云南扎西3000多人，云南会泽1500多人。1936年红二、六军团途经云南 “扩红”1500多人。各族群众喊话瓦解守军，36名汉、彝、傣族船工帮助红军7天7夜渡过金沙江，四川各族青年4.5万余人参军；藏族民众出粮带路带领红军翻越夹金山、走出草地。列宁说，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源泉。正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特征，才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把群众作为“惊人的力量”信仰信赖。1930年底—1935年，中央红色交通线三千里地下血脉沿途全是敌占区，从上海→香港→汕头→大埔→福建永定→上杭→长汀→江西瑞金坚持时长1300多个日夜，护送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瞿秋白、董必武等领导干部200多人，运送食盐、药品、电台器材、大量文件情报物资6000多担，三千里交通线无人叛变无人被俘从未中断。毛泽东誉为"走夜路的灯笼"。

信仰群众不能怀疑群众。人民不能被消灭，人民不能被出卖，人民不能被侮辱（列宁）。面对华北危机和民族救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企图"一石三鸟"（消灭红军、渗透嫡系、借战“削藩”），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防蒋甚于防共，川系刘湘防红军过境、拒中央军入川，滇系龙云保境安民、防蒋入滇，青马马步芳围追堵截红军死守青海、新疆盛世才为巩固地位勾结外国势力，西康刘文辉观望自保未全力投入抗战。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接触主张联共抗日发动西安事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实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保卫人民，就要像保卫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就要像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毛泽东）。

信仰群众不能成为尾巴主义。四渡赤水红军 “忽进忽退，一再回旋”，红军的情绪是不高的，骂娘骂得厉害（杨尚昆）。林彪认为尽是“弓背路”，写信建议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新“三人团”王稼祥也认为是“老打圈圈不打仗”。针对这种盲目跟随群众、偏移战略方向、放弃引导责任、引发内部矛盾、削弱组织战斗力的错误认识，毛泽东指出：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这是害了慢性病。毛泽东坚持弱军战胜强军不能不讲求阵地条件，“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坚信红军能够做到走得快、动得勤，坚决指挥红军打破敌军重兵围堵跳出了包围圈，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四渡赤水揭示了革命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信仰群众化。

长征精神的群众信仰化

恩格斯说，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深入他们的血肉。恩格斯当年这样评价《资本论》：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那样对于劳动者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这里指的就是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程度。毛泽东指出，中国广大的游民群众若站在革命的阶级方面就成了革命的工具，若站在反动阶级方面就成了反革命的工具；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这里说的也是无产阶级信仰的群众化。

面对这一重大政治任务，长征期间，有的认为这是党的任务、苏维埃政府的任务，不是红军的任务。这种观点没有想到红军打圈圈打仗除了甩掉敌人并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任务。这又涉及到了红军性质任务与旧军队建军思想不同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明白了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才能理解红军打仗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是为了实现党的信仰的群众化才去打仗的，决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会理会议批评的“右倾”错误，就是指出这个错误错在脱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错在失去了无产阶级信仰的群众化这个红军存在的意义、这个红军打仗的意义。1934年10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明确要求"在行军中进行军事、政治与文化教育”，进一步使党和红军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信仰化、政治化、科学化。

文化启蒙。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会变成物质力量，这要求红军的斗争策略应当适应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依从苏区当时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中央苏区地跨赣、闽、粤三省山区地处偏僻经济落后，封建迷信长期束缚民众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一些土豪劣绅利用民众迷信心理暗中策划反革命活动。1932年瑞金合龙、白露两乡农民想修水渠抗旱排涝，当地地主豪绅以"修水渠会破坏风水"为由煽动抵制。1934年春瑞金部分地方疫病流行，反革命分子以"观音菩萨显灵"为名鼓动群众烧香拜佛。1935年杨森派人去掘朱德祖坟，湖南军阀何键派人带兵到韶山挖毛家祖坟。农民因迷信宿命论对地主阶级剥削逆来顺受，有的相信天命论求签问卦，对革命前途缺乏信心。对此，1933年1月至1934年10月，中央开展声势浩大的移风易俗运动。讲解《国语教科书》、《中国地理常识》、创作《反迷信歌》民谣、编排革命戏剧《活菩萨》、改封建对联为革命口号、庙宇祠堂变办公场所或学校、庙宇土地无条件交给农民、判处传播迷信首犯、勒令看相算命者改换职业、查禁"黄赌毒"、修水渠挖井打破风水迷信、废除妇女穿耳、缠足、束胸、蓄发等封建习俗，同时，广泛进行路线教育、剧社演出、风筝传单、攻心电话、标语口号，川陕革命根据地仅錾字队就篆刻了1.5万余条红军标语，这些极大震撼苏区民众心灵。毛泽东这样评价红军：你们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却学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好像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

纲领凝聚。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0页》）。有没有这个“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考验工农红军的革命性、正确性和坚决性。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进入大凉山彝族聚居区，毛泽东嘱咐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东征期间，红军在山西50余县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唤醒民众危亡意识，掀起参军热潮，组建游击队30余支、扩充新兵8000余名、筹款30余万元，收缴大量粮食布匹医药等紧缺物资，沉重打击阎锡山"剿共"信心，使东北军、西北军完全看清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本质意图。

普遍争取。长征期间红军的地域局限、阶级局限有各种表现：有的忽视城市贫民、中小商人与学生之取得，无异把这个力量还给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有的忽略对妇女群众的普遍宣传，没有看到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有对流氓无产阶级、对极少破坏地主阶级的武装组织（民团靖卫团等）的宣传不充分，没有看到地主阶级武装组织之破坏及其群众的争取是农村中土地革命胜利条件之一。解决这些现实问题，要求红军必须摆脱种种个人局限、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实际地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联系以获得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工农阶级与其他阶级更多的利益联系、才能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理论和策略方针。这些思想转化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学习借鉴：目前政治分析和革命目前阶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各派军阀受帝国主义指挥到处混战、苏俄红军、共产党国民党比较、社会进化故事、土地革命、苏维埃、武装组织及其战术、党支部建设、民族政策宣传、红军斗争略史、红军组织系统，红军经济制度、红军白军比较、纪律建设、识字运动、群众工作、游击区域地理及政治经济常识；废止肉刑辱骂、优待俘虏、卫生、士兵会、彝海结盟、自治管理等，这些普遍转化、普遍争取、普及信仰的争取实践，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信仰彻底革命的坚定形象，红军将士帮助群众建设政权、扩大政治影响、变更游民成分的政治水平大大提高。

情感召唤。毛泽东指出，上门板、捆禾草等项是从行军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优待敌方俘虏兵、医治敌方伤兵是对敌宣传极有效的方法。红军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地发布暴动口号外，还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的地方日常生活的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的口号、适合那一个地方的鼓动口号、依照不同时期制出不同的宣传口号。聂荣臻回忆东征经过宣传发动，群众报名参军很踊跃，光四师就扩红1300多人，全军团共扩红5000多人。长征胜利结束后，红军从3万余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雄兵百万。红军兵力十年增长30倍的光辉实践再次表明，红军打仗不是为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才去打仗的。唤起工农千百万，不周山下红旗乱。同心干，万类霜天红烂漫。红军735天万里长征雄辩证明：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列宁）。

信仰世界化与世界信仰化

——不能忘记长征为什么出发

信仰作为人类对自我本质的探询、对终极价值的肯定、对未来世界的期许，从一开始就是世界的、历史的、超越的。黑格尔说，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在时间中合理地、必然地体现其自身的过程；个人和民族只是世界精神实现目的的"代理人"或"活的工具"。列宁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方志敏：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这是世界的信仰化。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被译成法、俄、德、意、葡、日、荷、蒙古、瑞典、印地、哈萨克、希伯莱、塞尔维亚等10多种文字吸引几十万国外读者。李大钊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是信仰的世界化。

革命信仰化——彻底的革命需要

给人以火星者，必怀火炬。长征中小平同志说"跟着走"， 跟着什么走？小平同志说，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信仰是不灭的精神火种。1935年1月，皖浙赣交界怀玉山，红十军团被国民党36师、52师重重包围弹尽粮绝，军团长寻淮洲牺牲，军团政委乐少华腹部中弹生命垂危，看到参谋长粟裕拚死回救说：不要为我搭上兄弟们的命，要保住革命的火种！粟裕一边包扎一边说：火种在你身上，也在大家身上，一个都不能少！

革命是抛掉自己的陈旧肮脏。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1页》）。遵义会议张闻天剖析军事错误指挥的思想根源：“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机械地运用到军事上尤其在战略上则是完全错误的；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周恩来：我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党中央所犯错误的抨击。因此，作为指挥这场战争的一个负责人，我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我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让过去在战争中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巧妙地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代替 。我决心把军事指挥权交还给党，让党来重新安排。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深有体会地说：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当时作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同样，由于经历了严格而彻底的思想洗礼和革命锻造，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聂荣臻回忆：每仗打下来，党团员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

革命是减少冲突统一战线。1935年秋至1936年冬，国民党两广势力、西南各省“中央化”加快，国共兵力对比为1:25至1:67。从192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内先后出现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关门主义等错误思想，如何适应革命战略重心从南方转移到北方、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民族战争的形势发展，要求党和红军必须重新审视国内外政治格局提出符合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革命实际的思想理论，从土地革命的革命信仰转向民族革命的革命信仰，也就是共产主义者怎样对待现有的其他政党？有的认为只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团员是革命的，其余的群众"没有办法"；有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敌人，追求思想路线的“纯粹"和"笔直"；有的驱逐其他派别同盟者、组织完全不能公开、只剩下几个"布尔什维克"等等，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为了确立共产主义的普遍意识和革命信仰，中国共产党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把握东北军、十七路军、晋绥军、中央军利益诉求，先降冲突而非一概强攻，红军冲破了下层统一战线的小圈子局限和狭隘框框。1935年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6年引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洛川会议提出全面抗战方针与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形成鲜明对照。1936年红军东征山西扩大抗日影响，回师陕北后连续致信阎锡山等国民党将领，推动减少冲突统一战线转向抗日。1937年王明以"国际指示"为名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游击战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要求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有决策和行动都要经过国民党同意、八路军新四军放弃独立自主完全听从蒋介石指挥，高敬亭质问：你这是投降主义。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明确：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独立性不放弃领导权，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理、有利、有节，"大团结、大联合"的统一战线成为党的独门绝学和一大法宝。

革命是真正的了解敌人了解自己。长征前，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始终秘而不宣。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使红军突围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运动：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毛泽东批评盲动主义的结果必然是逃跑主义。四渡赤水则是相反，杨尚昆回忆：当时行动的目的不仅是师一级的干部不知道，我那时是军团政治委员也不完全知道；反正天天听命令，让走就走，但是大体上知道是要甩掉敌人。正因为是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拒绝在不利的条件下那种冒险的战斗，红军才没有怀疑、动摇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这是对革命的真正信仰：了解敌人、了解自己。长征途经苗、瑶、壮、彝、羌、藏、回等少数民族地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实现民族平等与团结。这是彻底革命的需要，因而也是彻底的革命信仰。红军把长征大方向与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两河口会议决定在北方建立抗日前进阵地，榜罗镇会议决定前往陕北保卫扩大苏区，促成西北地区中央落脚统筹敌后游击战争，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纳入全国抗战整体部署，西南地区红军转移冲击地方军阀割据推动国民政府扩大抗战正面战场纵深，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长征幸存的精锐战士中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中坚力量，从抗战初期的4.5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20余万。聂荣臻回忆：每仗打下来，党团员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李宗仁感叹蒋介石一生精于算计唯独忘了“人心”，实质上是革命信仰之别、革命信仰之变、革命信仰之失。

世界信仰化——普遍的世界交往

彻底的革命信仰为什么能够战胜片面的革命信仰呢？ 大工业。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通过普遍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因而使无产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4页》）。

信仰的普遍世界。为了彻底打破红军中存在的关门主义，加强红军队伍对共产主义的普遍意识和世界观念，1935年12月，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批判"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关门主义所主张的"把千千万万的民众、浩浩荡荡的革命军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1936年4月，刘少奇发表文章《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对关门主义进行批判:在严重的白色恐怖情况下，当我们在某些工厂学校创立了我们的组织，积蓄了一些力量时，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一定要把它弄到塌台的。红军中反复出现的单纯军事观点、流民意识、平均主义等，说明如果没有共产主义事业的世界意识，就会“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初次勃发的激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风烛残年的需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44页》）。长征途中，红军手抄《共产党宣言》由干部轮流讲读。毛泽东向全党要求：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不到“底”，就会“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把“满足于一知半解”作为一种“极坏的作风”；要求改造我们的学习，讨论工作要注意政治意义，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借此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毛泽东这样评价红军学习：你们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却学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好像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长征结束后，红军中军官平均年龄24岁，平均有8年以上作战经历，连长以上军官都有文化；到1940年延安已聚集知识分子约4万人；“伙夫"成为"炊事员"、"马夫"成为"饲养员"、"挑夫"成为"运输员"、"传令兵"成为"通信员"、"号兵"成为"司号员"、带兵的成为"指挥员"、"当兵的"成为"战斗员"，展现了无产阶级政党新的军队、新的人民、新的世界。

信仰的普遍交往。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政权，它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建。苏维埃100多个县级政权，遍及赣、闽、粤、湘、桂、黔、滇、川、陕、甘、宁11个省的边远山区和交通要道，苏区内青壮年男子参加红军，男女之比1:4 ，亟需通过组织化方式调剂劳动力。1933年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制定《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不变更个体所有制自愿互利组织互助社，80%劳动力入社；党和苏维埃政府、后方军事机关以及一切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凡是脱离生产的都参加"共产党礼拜六"；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培训技能，1934年苏区妇女承担70%的农业生产，赣南闽西粮食增产达20%，上杭县才溪区"没有荒田，没有失业"，毛泽东称为“模范苏区”。国民党评价：赤化时烟赌两项可谓全被禁绝。

信仰的普遍力量。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他们。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苏区劳动介绍所组织工人夜校与识字班，技术研究委员会广泛开展劳动竞赛技术革新，官田中央兵工厂1931-1934年修配步枪4万支、机枪2000挺，制造手榴弹6万枚，中华钨矿公司三年间生产钨砂7830吨创造814万银元财富占苏区财政收入的70%。苏区民主选举当地知名人士或党员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土地部长、财政部长、军事部长等职务，集体决策打土豪、分田地、废杂税；民主设立工人、农民、士兵代表大会，创建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性武装组织。1934年输送近万名干部到党政机关培训锻炼。红军学校"融合各军长处来武装新的干部"，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招生6期6000余人。民主主义婚姻制度打碎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些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苏区社会，使自己的社会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同时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也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8页》）。也就是说，在此前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始终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苏区无产者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这种由整个社会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会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将创造出新的人、新的生产、新的世界：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的共同体。

信仰世界化——人类的共同命运

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人们的普遍交往促使地域性的个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恩格斯在《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这样评价工人阶级新的特质：已经摆脱了民族偏见和民族优越感这些大规模的利己主义，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相一致，是伟大的人类大家庭的成员、真诚地致力于人类进步的人、真正符合人这个词的含义的人。这是信仰的世界化。长征成功探索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模式、壮大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新力量、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国际地位。2000年美国《时代》周刊邀请世界百名自然和人文科学家评选"影响人类千年文明进程的100件大事"：火药武器发明、成吉思汗帝国和红军长征。这是长征精神信仰的世界化。

实际联系世界科技。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设立外交人民委员部。1936年2月组建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扩大留学生规模，1937年5月成立迪化军校，开设飞机驾驶、炮兵射击、装甲兵技术、汽车修理、无线电通讯等。1938年组建共产国际中共党校，下设政治班和军事班，政治班开设联共（布）党史教程，列宁主义理论，国际共运史，政治经济学等；基础班开设了汉语，数学，地理，自然知识等，军事班与伏龙芝军事学院合办，开设军事论，武器操作和实战演练等课程。 这些极大推进了红军的思想解放不断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发展和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始终与中国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

实际联系世界传播。长征出发时，因上海中央局遭破坏、大功率电台损坏、密码更新滞后，中央红军与莫斯科联络中断。1935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杨定华撰写《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山西》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法国巴黎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上连载，使海外华人及国内民众对红军长征有了深入了解。1936年6月中央通过长波电台与莫斯科恢复联系，9月中央组建西路军接通中共—外蒙—苏联路线。1939年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会同共产国际从英美等国招募、以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为优先人选、在迪化（现乌鲁木齐）和兰州开办医院医治伤病员；同年将1万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文版送达延安，总重达到15吨。中央和红军同整个世界的发生的实际联系，获得了利用全世界生产创造能力的资源。"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1938-1941年共接待7000余名国际友人。美国斯诺、史沫特莱向世界全面报道苏维埃，加拿大白求恩、印度援华医疗队支援中国抗战，世界学联代表团访问延安建成学生疗养院，日本冈野进（野坂参三）秘密到达延安组织日本士兵反战活动，瑞士传教士薄复礼在英国出版《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的自述》赞扬红军的精神信仰、革命热情和良好纪律。

实际联系世界正义。为了使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为了实现事业本身，就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恩斯选集》第1卷171页）。1937年3月毛泽东同史沫特莱谈话时提出建立中、英、美、法、苏太平洋联合战线。1938年国际反侵略中国分会提出：各国民众团体举行“中国周”，全世界应保证军需用品到达中国而不运至日本。中共反侵略大会指出，反侵略是今天世界政治的总方向，建立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 1941年来自朝鲜、日本、印度、越南、缅甸、泰国、马来亚、印尼等国家和地区的130多名代表成立了"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中国共产党自觉站在人类正义与世界和平的高度，将中国抗日战争与人类正义事业、中国人民命运与全人类命运结合起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而是在通过和这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负起历史使命、抛掉自己身上一切陈旧肮脏、胜任重建社会工作并为自己开拓道路、成为一个走向成熟、真正革命的党：马克思主义政党。

参考书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

2、《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3、《历史选择:长征中的红军领袖》，张琦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月1日出版。

贺家红，法学硕士，历任山西大学教师，步兵第1师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导员、政治部宣传科长、团政治处主任，战区政治部研究员，武装部政委、市委常委，市科协主席、工商联党组书记、总商会党委书记。专著《军人信仰》、《鹿城国防》，曾获全军政治理论成果三等奖、解放军南京政治学研究生科研进步奖一等奖。九江抗洪抢险英勇事迹报告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