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刘忠 教授（原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教授，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兼职教授）

罗辑 教授（原最高检第一人反贪局局长，中国检察官学院教授）

金志庆 全球精英俱乐部中国区高级顾问

刘忠 教授 罗辑 教授 金志庆

一、引言：一场司法裁决背后的制度对

刘忠 教授 罗辑 教授 金志庆

2026年6月3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正式驳回特朗普政府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多数裁决意见中明确载明：总统无权通过行政命令变更宪法核心规则。此案中，特朗普亲自出席2026年4月的最高法院口头辩论，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在任期间出庭辩护的总统，但最终仍未能撼动司法裁决结果。

这场标志性的司法裁决，价值远不止于守护一项宪法原则，更为全球提供了鲜活的制度样本，直击现代法治文明的核心命题：公权力应当如何被有效约束？人民主权原则如何落地践行？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共同追求，并非单一国家的制度理念。从孟德斯鸠“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经典理论，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治理思想，从戴雪的法治至上原则，到德沃金“法律约束政府权力”的法理主张，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始终围绕同一核心议题展开——划定权力边界、规范权力运行、确保权力归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基于此，本文从法理根基、制度范式、全球法治共识三个维度，系统对比中美权力制约模式的差异与共性，阐释现代权力制约的普遍规律与价值归宿。

二、权力的本质与制约的法理必然性

（一）权力的双面属性：无约束则必致滥用

公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强制性与支配性，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公权力可调配社会资源、规范社会行为、维护公共秩序，但若缺乏刚性约束，极易突破制度边界、滋生权力滥用与权力腐败。因此，只要公权力存在，就必须配套制约与监督机制，未被关进制度笼子的权力，终将走向异化与滥用。

这一论断并非专属的政治话语，而是人类法治文明的普遍共识。美国著名法哲学家博登海默在《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中明确阐释：法律的核心功能之一，便是约束和限制一切权力，无论是私人权力还是政府公权力。在法治体系下，权力的恣意行使会被规则阻断，倒逼掌权者在既定制度框架内规范履职、依规用权。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本源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明确界定了权力的核心属性与终极归属：国家一切权力源自人民、归属于人民，权力运行的唯一宗旨是服务人民、造福人民，这是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根本理论基点与价值逻辑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和政府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为民服务的公权力，只能用来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严禁任何特权思想、逐私牟利的权力异化行为。这一核心立场，厘清了权力制约的本质目的：权力监督不是为了桎梏治理效能、弱化公权力，而是校准权力运行方向，杜绝权力脱离人民本源、偏离为民初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

三、中美权力制约模式的法理深度比较

（一）理论根基：人性假设与权力认知的本质差异

中美两国权力制约范式的分野，根源在于截然不同的人性假设与权力认知逻辑，衍生出消极权力观与积极权力观的制度差异。

西方权力制约体系以人性本恶为底层逻辑，秉持消极权力观，将权力滥用的根源归结为人性的利己与扩张特质。孟德斯鸠明确提出，掌权者天然具有攫取更多权力、突破规则约束的倾向，唯有以其他权力形成制衡，才能遏制权力异化。基于此，美国构建起三权分立、相互对抗的制度体系，核心逻辑是通过权力拆分与相互制约，防范任何单一权力主体独大，从源头压缩权力滥用空间，形成“制衡优先于效率”的制度特征。

中国的权力制约体系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摒弃人性原罪式的消极假设，立足权力的公共属性与人民属性，秉持积极权力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我国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核心目标，并非制造权力对抗、消解治理效能，而是通过制度化规范，保障公权力始终依规履职、为民履职，兼顾权力运行的规范性与治理的高效性。

（二）制度路径：分权制衡 VS 系统监督

1. 美国模式：以权力制衡权力的对抗性控权

美国权力制约体系的核心是三权分立与政治性分权，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相互独立、彼此制衡，无任何一方可以凌驾于宪法与其他权力之上。该制度承袭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学说，构建起“权力对抗权力、权力约束权力”的刚性机制，同时辅以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形成消极控权格局，核心目标是防范权力集中与专制风险。

2026年出生公民权裁决，正是美国分权制衡模式的典型实践：行政分支试图以行政令突破宪法边界、变更法定权利规则，司法分支通过司法审查机制予以否决，依托宪法权威制衡行政权的扩张倾向。该制度设计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精密的权力制衡，防范公共权力异化，规避多数人暴政与无政府风险。

2. 中国模式：以系统监督规范权力的协同性控权

我国立足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构建起独具特色的权力制约监督体系，区别于西方对抗式分权模式，形成功能性分权、系统性监督的治理范式。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整合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元监督力量，形成全方位、全覆盖、全链条的权力监督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核心要义是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设计，科学配置权力、明确权力边界、规范权力运行。该模式不追求权力对抗，而是以制度刚性约束权力任性，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在规范权力的同时，保障国家治理高效有序、集中发力。

（三）价值归宿：同源初心的差异化实现路径

尽管制度路径、控权逻辑截然不同，但中美现代权力制约体系拥有高度一致的核心价值内核：权力源自人民，必须服务人民、对人民负责。

美国宪政体系以“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为逻辑起点，将人民主权确立为宪政核心原则，宪法的权威本质上是人民意志的权威。此次出生公民权案的裁决，实质是司法机关捍卫人民通过宪法确立的基本权利，杜绝行政权力随意剥夺民众法定权益，守护人民主权的制度根基。

中国的权力人民性原则更加系统、更加彻底。我国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明确权力由人民赋予、为人民服务、受人民监督。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全部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规范权力运行，保障民生福祉、夯实执政根基。

四、经典法理视野：权力制约的世界共识与制度差异

（一）孟德斯鸠：分权制衡理论的奠基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系统构建了现代分权制衡理论，突破传统单一权力管控思维，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牵制的核心主张。其核心逻辑并非简单拆分权力，而是通过权力之间的动态制衡，消除权力垄断、遏制权力滥用，为现代西方国家宪政制度与权力制约体系奠定了核心理论基础。

（二）戴雪：法治至上的权力约束原则

19世纪英国法学家戴雪提出经典法治理论，确立了“法律至上、权责法定”的核心准则。他明确主张，政府权力必须全面受制于法律，公民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政府与公民统一适用同一法律体系、同一司法裁判标准，彻底摒弃特权治理与人治模式，确立了法治约束公权力的核心范式。

（三）德沃金：权利导向的权力规制逻辑

美国当代法学家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中提出，法律的核心价值在于约束政府权力、保障个体权利。公权力的强制力仅能在法定授权范围内行使，严禁任意扩张、肆意适用。其理论核心在于，权力规制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个体平等、尊重人权正义，让权力运行始终服务于公平正义的法治价值。

（四）博登海默：权力制约的普适法治法则

博登海默在《法理学》中进一步升华了权力制约的普世价值，指出权力制约是所有现代法治文明的共同准则，不受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体制的局限。无论是公权力还是私权力，只要存在扩张与滥用风险，就必须接受法律规则的约束，这是维系社会秩序、保障公共利益与个体权利的必然要求。

（五）全球视野下的共识与分野

纵观西方法学经典理论与现代法治实践，可清晰提炼出现代权力制约的核心共识与差异化逻辑。

从共识层面看，其一，权力必须受约束是现代法治的铁律，无边界、无监督的绝对权力，与现代文明治理完全相悖；其二，权力制约的终极目的不是桎梏权力，而是防范权力异化、守护公共利益与人民权利；其三，人民是权力的终极归属，是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从差异层面看，权力制约的实现路径依托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治理需求形成差异化范式。西方以消极权力观为基础，构建对抗式分权制衡体系，优先防范权力滥用；中国以积极权力观为导向，构建协同式系统监督体系，兼顾权力规范与治理效能。两种模式各有制度适配性与历史合理性，无绝对优劣之分。

五、人民至上：权力制约的终极价值归宿

（一）权为民所赋，权必为民所用

人民主权是跨越制度差异的现代法治核心共识，但中美两国的落地机制各有侧重。西方宪政模式下，人民主权主要通过定期选举、分权制衡、司法审查等机制实现，民众以授权者身份，通过宪法法律划定权力边界、约束权力运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下，人民当家作主是根本政治准则。党的自我革命与全面从严治权，核心目标就是规范权力运行、祛除权力特权，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常态化、系统化的权力监督，本质是筑牢权为民所用的制度屏障，从根本上杜绝权力脱离人民、背离民心。

（二）制度束权：规范权力而非消解权力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法理逻辑。公权力的天然扩张性，决定了必须依靠刚性制度划定边界、约束恣意。习近平总书记警示：“如果法治的堤坝被冲破了，权力的滥用就会像洪水一样成灾。”

但制度约束绝非弱化权力、闲置权力，更不是束缚干事创业的活力。权力规制的核心是去特权、治滥权、保善权，清除权力运行的沉疴积弊，让公权力摆脱私人利益裹挟，专注于治国理政、服务人民。制度约束越严密，权力边界越清晰，权力为民服务的运行空间就越广阔、治理效能越充分。

（三）超越制度差异的法治价值共识

中美权力制约模式虽范式迥异、路径不同，但在现代法治核心价值上高度契合，形成三大跨制度共识：一是权力有限，任何公权力都必须在宪法法律框架内运行，不存在绝对权力、无限权力；二是权源在民，人民是权力的终极所有者，是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三是权力为民，公权力是公共治理工具，而非掌权者的私产，服务人民是权力运行的唯一宗旨。

六、结语：守权力边界，立人民尺度

2026年美国最高法院出生公民权裁决，是现代权力制约理念的又一次生动实践。即便是国家最高行政权力，即便总统亲自推动政策落地，仍无法突破宪法划定的制度边界，充分印证了现代法治的核心要义：权力再大，亦受制于法；职位再高，亦不能越规。

从孟德斯鸠的权力制衡、戴雪的法治至上，到德沃金的权利约束权力、博登海默的普适法治准则，再到我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治理思想，人类政治文明始终奔赴同一终极目标：实现权力规范运行、保障人民主体地位、守护社会公平正义。

中美两国立足自身历史传承与制度国情，走出了差异化的权力治理路径：美国以分权制衡防范权力滥用，中国以系统监督规范权力运行。路径分殊，初心同源、价值同向。

权力监督的本质，是让权力有边界、让人民有尺度。制度化约束不是削弱公权力，而是净化权力生态、校准权力方向，让公权力始终保持为民初心、彰显治理效能。立足现代法治文明视野，唯有坚守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健全权力制约监督体系，才能真正实现权力归人民、法治护民生、治理利天下的文明愿景。